《福建论坛》2022年第10期（总第365期）

一、问题的提出

自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社区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登上历史舞台以来，社区经济于街道经济中孕育并不断发展，在社区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随着我国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的居住密度不断提高，社区与居民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城市社区经济已成为尚待挖掘的经济新增长点。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城市社区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2007年 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印发《“十一五”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鼓励社区积极发展便民利民服务、优化社区商业结构布局、完善社区便民利民服务网络。2015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发展社区经济，在餐饮、娱乐、家政等领域培育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服务新模式，表明城市社区经济发展进入了与信息技术建设相结合、谋求更高效发展的阶段。2017年 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标志着社区发展进入“社区治理”阶段，该意见着重提出了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等相关措施，为社区经济发展健全制度保障体系。2020年 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的意见》，强调支持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建设，引导连锁企业进社区提供优质服务，接入电子商务、健身、文化、旅游、家装、租赁各类优质服务，拓展家政、教育、护理、养老增值服务等，实质上为城市社区经济发展指引了方向。此外，为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决策部署，地方政府也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框架初步形成。受国家政策支持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经济规模迅速壮大、经济活动日渐丰富，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鉴于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由于国外社区经济建设的实践历程较久远，因而相关研究也涵盖多方面，形成了许多独到见解。在社区产业发展规划上，Marie O. Weil提出要重视服务体系的重塑，以加强公共、非营利和营利部门之间的联系。对于社区企业的发展，Harvey Johnstone和 Doug Lionais认为社区企业与传统企业的区别在于是为社区还是为股东创造利益；Alison Lingane则指出社区经济发展时应将由工人拥有和经营的企业纳入其中，从而利于社会稳定。从社区经济发展的要素层来说，Ron Shaffer等认为，资源、市场、空间、机构和规则、文化和社会以及决策是社区经济发展需要重点考虑的六个要素。Maria Koliou等基于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提出经济层级的韧性是社区遭遇自然及人为灾害后迅速复原的重要力量。

我国学者关注到社区经济这一概念始于 20世纪 90年代末期，此时社区制在我国刚刚经历了研究、试点与论证，取代街居制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下，“社区”一词区别于国外的 “Community”概念，而更多地带有一种行政痕迹，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社区经济的本土化学理阐述方面，包括但不限于科学内涵、规划原则、发展模式等。这一时期的研究指出，城市社区经济是“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分化与整合的产物”；社区经济“以各种社区服务业为主，实行市场化、企业化、网络化的运作方式”。此外，社区在发展规划时要遵循系统性原则、先进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与规范性原则。随着“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建立连接，居住在同一城市社区的居民不再普遍共享血缘和社会身份”，居民需求逐渐向个性化与多元化发展，社区经济也逐渐形成点多面广的发展形态。对于城市社区经济的研究随之转向更微观的视角，社区养老、社区商业、社区资源配置、社区公益服务体系等都是研究的热点问题。技术革新、基层治理改革、社会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促使社区经济各业态发展呈现出新的模式、结构与特征，如：社区养老服务显现出“市场驱动、社会驱动、政府驱动等多维驱动逻辑特征。”社区商业“各级中心分布的位置和业态构成上均表现出高度的韧性”，特大城市社区资源配置转变为“以政府资源为主、社会慈善资源作为有效补充的政社协同模式”等。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社区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已有研究充分彰显了我国城市社区经济的本土化、阶段性、多元化特征，为深入理解其科学内涵、面临挑战、发展路径等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党中央提出了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面对我国“三新一高”发展要求，特别是“国内大循环”概念的提出，作为经济内循环的重要节点，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城市社区经济的内容框架、面临挑战与提升进路等，以谋求新形势、新任务下的创新发展。由此，我国城市社区经济的本土化内涵是什么？如何构建我国城市社区经济发展模型？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突破路径是什么？这些相关问题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因而，本文在明确城市社区经济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建立“认知-产业-技术-制度”四位一体的社区经济发展模型，探究我国城市社区经济的发展障碍与提升进路，以期推动城市社区经济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匹配。

二、城市社区经济内容框架

（一）社区的源起与进阶

“Commun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本意为“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1887年，为了反思工业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带来的人际关系冷淡，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 ·滕尼斯在著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首次提出现代意义上的 “Community”概念，将其定义为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人群组成的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的社会团体。自此，“Community”一词作为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开始广泛使用。在使用中，各国学者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对“Community”一词从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维度进行界定，拓展其内涵。20世纪 30年代，以费孝通为首的燕京大学学生为了区分 “Society”和“Community”，另译 “Community”为“社区”，中文“社区”一词便由此而来。根据我国社会特点，费孝通先生最早将“社区”概念简单概括为“某一个生活集体”。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发展至今，“社区”一词逐渐被赋予了更多内涵，“隐含了历史上的各种意义，即‘基本社会’‘地方社会’和‘共同体’”。也就是说，社区作为社会基本单元，在不同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下，其内涵与外延也不尽相同。当然，多数学者普遍认可地域范围、社会关系以及价值认同等是构成社区必不可少的要素。

社区概念自提出以来，意指相互关联的一种组织方式。但由于我国民政部最初是在界定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意义上广泛使用社区概念，因而社区概念在中国带有明显的行政痕迹。实践中，我国使用社区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为人们所熟知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社区在原来的基层组织框架下开始构建，慢慢发展为在文化积淀、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等方面差异较大的各类社区。社区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最基本的就是按照行政区划、经济结构、组织形态等综合特征，把社区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种类型。早期，农村社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农村社区也逐步开展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活动，成为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社区相比，城市社区的经济、政治活动更为集中，具有空间集聚、密度大、异质化程度高等特征。

（二）城市社区经济的内涵

伴随着社区的建设，社区的经济功能开始凸显，社区发展催生出社区经济。对于社区经济内涵的把握，单从社会学或经济学某一方面来理解皆存在片面性，要将二者有机结合。本文界定的社区经济概念是指在一定行政区划范围内，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以社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为目的，通过配置社区资源并创造新价值，为社区居民的物质及精神需求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活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地域性。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体系中的“毛细血管”，强调一定的地域范围应配置中观区域尺度无法触达的功能。第二，社会性。社区作为对经济的限定词，使得社区经济具备较强的社会性。社区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强调福利性与营利性并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发展。第三，经济性。社区经济仍然要遵循一定的市场机制，强调社区资源配置效率与价值创造。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经济涉猎行业较广，既以商业、生活性服务业为主，涵盖了零售、餐饮、装修服务、家政生活、医美疗养、体育行业等，又包含了以满足特殊群体基本需求、改善社区服务水平为目的的非营利性经济活动，如教育文化、养老托幼、劳动就业、公共法律服务等。

城市社区经济与社区商业、社区服务、城市经济等概念间存在区别与联系。社区商业是指通过各种商业业态和服务功能的集聚，提供社区居民日常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城市社区经济既包含了社区商业，还包括了一些二产及非营利性经济活动，是一个内涵更广的概念。社区服务是指为社区居民提供的满足物质、精神需求的服务。城市社区经济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就是对居民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因而社区服务是城市社区经济的主要载体。

城市社区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差别在于产业服务尺度的不同。例如教育、养老、文化设施等更多地面向于社区尺度，并不需要在整个城市尺度上展现出来；而对于高速公路、旅游景点等来说，更多地体现一个城市的形象，服务于城市尺度。简单来说，城市经济包含着社区经济，而社区经济又是城市经济的一个有力补充，发挥着在城市尺度上无法发挥的功能。

（三）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四位一体”模型

在城市社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相关因素中，认知、产业、技术、制度都是重要的板块，共同形成社区经济发展的合力，且这些要素缺一不可、互相促进。认知即为政府、企业、消费者等相关主体，对于城市社区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评估；产业是指社区经济所涉及的各行各业，包括营利性经济活动和非营利性经济活动；技术指的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赋予社区各行各业资源整合与价值增殖的手段；制度则是维持社区经济有效运转的组织架构与政策体系。其中，认知为基础、产业为支撑、技术为引擎、制度为保障，“四位一体”共同发挥叠加效应，推动城市社区经济发展（如图 1所示）。

图 1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四位一体”模型

三、城市社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障碍

（一）认知脱节：思想认知不深刻

当前，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与国内大循环概念的强调，激发了城市社区经济的巨大潜力。城市社区经济从过去的小规模经济形式逐步成长为市场消费网络的重要节点。但是，对于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未来方向，部分政府及企业主体仍存在重视度不高、认知不深刻的情况。一方面，受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影响，部分地方政府过度关注支柱产业及主导产业的发展，而忽视了与居民密切相关的社区经济的发展。思想上的不重视必然引起管理缺失，表现为顶层设计缺失、规章制度不完善、政策文件不能很好地适应社区经济发展新形态等，无形中对社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障碍。另一方面，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下，社区作为社群化基础条件较好的区域，成为商业新蓝海而被深度开发。为追求短期变现，许多企业将线上流量与线下供应链相整合以获取利润，一时间，大量投资涌入社区团购、食品生鲜等领域。社区巨大、有成长性的消费市场更加受到投资者重视固然是好事，但是城市社区经济作为城市经济职能的重要补充，其发展不在于单纯的以商业模式创新来垄断行业市场，而更多的在于通过科技创新与技术应用，使得社区的经济活动与规划更好地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最大化社区居民福利。因而，在城市社区经济发展中，企业以“烧钱”形式垄断某一市场后再进行成本回收的发展模式是有待商榷的，是没有正确认识社区经济社会性功能的体现。

（二）供需失衡：产业发展不均衡

在我国城市社区经济发展格局多元化的背后，隐藏着城市社区产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从全国层面来看，城市社区的产业发展因各城市经济基础不同而具有明显差异。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社区产业弥补城市尺度上无法触及的服务功能，向集聚性、福利化、高档次发展；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社区产业发挥的功能有限，规模和覆盖半径也与一线城市存在较大差异；而各中小城市的社区产业则更偏向于“邻里经济”或“熟人经济”，规模较小的零售店、服饰店、农贸市场是这些社区的基本产业业态。从各城市内部来看，城市中心社区与外延社区的产业发展不均衡问题也比较突出。城市中心社区生活性服务业网点密集，商业综合体选址扎堆，产业竞争激烈，同时社区内教育、养老、就业等公益性服务配置比较齐全；而外延社区的经济活动则表现出布局散、规模小、无法匹配居民需求的特征。

社区产业业态配置不齐全、功能不合理也是我国城市社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社区经济的产业业态配置应尽量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但随着近年来我国房产价格的一路飙升，城市社区内各类物业价值逐步上涨，经营性场所的租金也随之上涨。一些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如菜场、便利店、餐馆等，其盈利速度跟不上租金上涨的速度，生存空间被逐步挤压。《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2019）》显示，在调查的 143家便利店中，76%的便利店认为租房成本涨幅过大，69%的便利店认为用工成本涨幅过大，便利店普遍对获取合适的商铺租赁的满意度较低。在房地产商急于收回投资成本而不顾功能配置合理性的推动下，取代这些产业的往往都是诸如房产中介、烟酒茶行等盈利性较强的业态。企业生存空间的压缩，导致了社区经济业态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严重制约了社区经济的发展。

（三）技术式微：数字水平待提升

在技术革命背景下，特别是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升级和延伸，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有利于实现线上线下相交融，有利于供应链各主体实现数据收集、逆向反馈与业务调整，为社区内经营主体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创造条件。然而，在“智慧社区建设”“构筑数字生活新场景”等理念推进过程中，各地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待提升。新建社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足、老旧社区数字基础设施翻新成本与维护成本较高等，难以实现智慧型便民服务圈全覆盖的要求。第二，数字转型与应用模式单一。城市社区经济所囊括的各种行业，以数字赋能满足居民差异化需求的侧重点不一，而目前单一的基于虚拟社群采用“线上+线下”模式实现价值增殖，难以满足居民对社区生活服务的多层次需求。第三，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存在难点。城市社区经济各主体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在多领域异构系统的对接方面存在技术难点，不同场景的服务隔离使得各主体丧失了凭借行业价值链接生成利益的优势。

（四）保障缺失：制度体系不完善

我国各省区市普遍存在对城市社区经济规划、建设和管理等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在规划层面，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顶层规划缺乏制度及法律依据，且由于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体对社区经济现状、发展趋势的认知不够深刻，极易造成组织规划缺乏全局性和统一性。在建设层面，突出的问题在于与社区非营利性产业相配套的财税制度缺失。正是由于社区非营利性产业的公益性属性，“无偿供给”或“低偿供给”成为这些产业的经营特征，其自身的经营收益远远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依靠外部资金投入。外部资金投入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政府的财政资金扶持；二是各类社会组织团体资助和居民投资。对于政府的资金投入来说，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或体制保障，致使政府的资金投入具有临时性、随意性特点，产业发展缺乏稳定持续的资金来源；而各类社会组织团体与居民的筹资能力较弱，筹资规模偏小，处在自发发展阶段，无力承担发展城市社区经济所需的大量资金。配套财税制度缺失致使社区非营利性经济活动的发展缺乏创新性与开拓性，长期徘徊在低水平状态，不能得到质的提升。在管理层面，对于城市社区经济所属企业来说，存在多头领导、管理混乱的问题。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每级管理都可对社区企业进行统筹规划，从而出现领导职能相互交叉、政出多门的情形。同时，城市社区经济的活动形式多样，涉及工商、民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保障与城乡建设等多个职能部门，部门间组织协调机制不畅也是造成管理混乱的重要原因。

四、“认知-产业-技术-制度”四位一体：城市社区经济提升进路

系统地考察我国城市社区经济，其发展现状与中央促进社区发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为推动城市社区经济的发展，应从思想认知层面出发，以产业发展为主要抓手，进而在技术层面发力，并完善制度层面的保障，以期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匹配。

（一）认知深化是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认知深化的实质是提高政府部门对于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并通过掌握其发展动态与趋势引导企业投资流动方向，从而牵住思想认知层面的“牛鼻子”。

1.提高对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当前，城市社区不再仅是居住地，更是人们生产、消费的重要阵地。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城市社区经济小消费、大市场的内在潜力，要对其发展予以必要重视。要加强宣传教育，让政府部门意识到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城市经济的拾遗补阙、为社区建设提供经济基础等重要作用；鼓励公务人员自觉关注社区经济管理知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定期举办基层调研考察活动，确保相关部门对所辖地社区经济发展面貌存在清晰完整的认知，以便为日后对社区经济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奠定基础；充分发挥先进社区的示范引领作用，组织发展论坛，积极汇报与听取各社区经济发展较成功的机制、模式与经验，并针对本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选择的借鉴与落实。

2.掌握城市社区经济发展动态与趋势。城市社区经济是一个极其庞大且复杂精细的系统，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而不断增加新的理念与业态的动态经济体系。研究掌握社区经济的发展动态与未来趋势是社区建设的基础工作。政府要通过网络平台、报纸杂志等媒介发布城市社区经济的最新发展动态，引导企业与个人深刻认知社区经济向智慧型、数字化、个性化发展的趋势；通过机会清单等方式引导企业投资的流动方向与领域，鼓励企业围绕住房、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重点民生领域进行科技创新与技术应用，扩大社区服务优质供给，使其真正地为民生而服务。

（二）产业发展是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促进经济量的合理增长、质的稳步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样，城市社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产业的有力支撑。目前，社区产业这一概念尚未为学者们所共识，少量描述仅见诸相关书籍，且含义不一。为研究方便，这里笼统地将社区经济涉及的各行各业统称为社区产业。由于城市社区产业涉及行业较广，因而要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的条件，按照经济社会效益双赢、突出优势、功能配套、符合趋势的原则，确定发展的重点行业，并进一步明确供给主体与布局模式。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产业向集约化发展也是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必然要求。

1.明确城市社区产业配置原则与层级构成。具体来说，社区产业的选择有以下四个原则。第一，经济社会效益双赢原则。考虑社区经济的特点，城市社区产业体系要兼顾经济性和社会性，形成双轮驱动的动力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也就是说，既要布局商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满足社区居民生活与休闲需求；也要在社区教育、文化、养老、就业、环境等方面注重以人为本，推动非营利性行业发展壮大。第二，突出优势原则。应在深入调研、盘清社区资源底细的基础上，发挥社区资源要素或产业基础等优势，构建有鲜明特色的产业体系，从而发挥比较优势，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推动城市社区经济“个性”发展。第三，功能配套原则。要综合考虑所处城市的基本市情，对城市内部市、区、街道及社区进行纵向考量，兼顾区域性与整体性的功能配套。区域性功能配套方面，保证社区内应有经济业态配置齐全、基本功能涵盖完善，尤其注重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性、微利性行业的发展；整体性功能配套方面，在城市尺度上明确各个社区的基本定位和所需承接功能，构建以社区为点，人流、物流、信息流为线，辐射范围为面的城市网络体系，服务于整个城市的功能运转。第四，符合趋势原则。要有效吸纳与利用国内外先进适用技术，突出技术的发展性，同时要满足居民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更的需要，融入产业发展新理念，布局经济发展新业态。

由此，发展城市社区经济，可以考虑构建涵盖以下四个层面的产业体系并依据上述原则从中确定重点行业（如图 2所示）。一是基本需求层面，即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最基础的内容，是社区产业中必不可少的基底，如菜场、便利店、药店、餐饮、便民维修、末端配送等行业；二是扩展需求层面，为居民提供非必要性却又非常重要的服务以提升居民生活便捷性，如装修服务、家政生活、医美疗养、生活家居等行业；三是高层次需求层面，即为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社区居住品质所布局的行业，包括休闲娱乐、体育健身、文创体验、商业会所等；四是非营利性层面，即体现社区经济“社会性”特征的行业，它们在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公共产品领域的不足供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教育文化、托老托幼、劳动就业、公共法律服务等。

城市社区产业发展过程中，首先要确保社区基本需求行业配置齐全，进而逐步布局符合自身优势与定位的扩展需求行业与高层次需求行业，同时莫要忽视对非营利性行业的扶持，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社区产业发展格局，促进社区经济发展。

图 2城市社区经济产业体系层级构成

2.明晰行业供给主体与空间布局模式。明晰各行业供给主体是城市社区产业发展的前提。对于囊括在基本需求、扩展需求、高层次需求层面的绝大部分产业来说，应采用市场供应为主、社区集体供应为辅的模式。一般来说，经济活动由个人或企业自愿投标供给、自筹资金投入，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当然，城市社区也存在需要集体积累的情况，因而社区组织可将辖区内的集体资产盘点后，量化为社区集体股份投入到领办的经济活动中，发展城市社区集体经济。对于社区非营利性行业，应采用政府、社区组织或个人自愿供给，运营资金源自政府补贴、社区收益以及社会捐赠，由政府相关部门协助运营，充分发挥社区尺度下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势。总之，要引导竞争性行业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增强多样化供给能力；统筹推进非营利性行业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增强公共产品保障功能。

城市社区产业涉及行业众多，不同行业之间在盈利模式、客流门槛、运行规律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别，因而对空间布局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尊重行业特性，顺应人口流动趋势，采取集中布局与散点布局有机结合的方式是充分发挥各行业优势的有利空间布局模式。集中布局模式是指店铺集中、能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布局模式，多适用于对客流要求较高、盈利能力较好、关联度较大的行业。该模式一般实施团组式开发，融合购物、餐饮、休闲娱乐等多种业态于社区迷你商业中心内，适应综合性消费的特点，同时各业态带动关联效应强，容易凝聚人气。与之相对，散点布局模式是指店铺相对分散并镶嵌于沿街网点、住宅底商店铺、微型便民服务站等点位的布局模式。该模式布局灵活，就近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适合居民高频、刚需类消费需求行业，如菜场、药店、便民维修等点多面广且单体规模小的行业。

3.推动社区产业集约化发展。集约化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理念在产业发展中的一大实践要求，意指经济利润不单纯地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而是更多地依靠生产要素质量及效益的提升。为着力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推动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市社区产业也要向集约化迈进，而其途径在于推动社区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关联化建设。

其一，以规范化建设淘汰社区落后供给，提升商品及服务的供给水平，优化资源配置。由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产业中以中小企业居多，且民营企业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而企业发展良莠不齐，行业规范化程度较低。要加强行业协会、商业协会在推进社区各行业规范化发展中的示范引领和督导作用，加快基层管理组织商讨适用于社区的行业标准与企业标准的进度，鼓励优势企业推进企业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其二，以品牌化建设降低行业布局、经营与管理的成本，促进社区产业集约化发展。推动部分零售行业转换组织形式，以品牌连锁经营形成标准化的运作模式和管理体系，从而加速项目的复制、连锁布点，并降低人力物力成本。社区内各类服务行业也要以品牌化发展为突破，探索服务职能专业化、标准化，打造社区服务新面貌。如家电维修可以与海尔、美的、格力等企业的售后部门合作，为社区配置专职服务指导人员，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服务内容，满足社区居民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其三，以关联化建设加强社区产业内部与外部联系，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空间，提高空间利用效率。社区产业要以联系和服务居民需求为根本发展方向，整合社区线上线下资源，改善空间布局结构，最大化社区部门间的关联，分摊基础设施建设、流量获取成本。同时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按照市场发展规律的要求从宏观上配置社区服务职能，以社区为节点织就居民消费网络，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沿消费网络循环交互流动，从而优化资源在城市层面的配置效率。

（三）数字赋能是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在后疫情时代，人与社区的紧密联系对城市社区经济适应新形势、创新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目前城市社区经济在应用新技术、创造新场景等方面已存在巨大进步，但社区居民的终极诉求与现实解决方案之间的差距表明社区经济仍需继续探索新发展模式，其落脚点之一就在于数字赋能。数字赋能城市社区经济是将新一代数字技术应用于社区场景，实现对各要素的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具体实践包括互联网医疗、智慧养老、线上教育、智能投递、无接触购物、无人机配送等。要实现数字技术对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就要在推动社区数字化平台建设的基础上，差异化推进社区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打通技术与产业融合壁垒。

1.大力推动社区数字化平台建设。社区数字化平台是对社区数据进行感知、传输、反馈、处理，并提供数字产品与服务的信息载体，是建设智慧城市、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的关键支撑。当前，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与 5G建设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将促进感知层的万物互联化、网络层的扁平化以及应用层的智能化，是数字赋能社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其向社区的覆盖是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必然要求。要以人工智能构建社区信息运转中心、以区块链重塑社区数据共享信用体系，以云计算与大数据提高要素运转效率，以物联网与 5G建设打通互联互通渠道、以智能末端设施建设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共同形成智能感知、快速响应的社区数字化平台。

2.差异化推进社区经济数字化转型。围绕社区居民需求，加强数字技术与社区产业的融合，搭建以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慧政务、智慧养老、智慧家政等为主要内容的智能生态圈。对于基本需求层面的行业，以菜场、便利店、药店、餐饮、末端配送等行业为重点，整合资源，共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生活性服务业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网定店取、服务上门、无人自助终端等多样功能，满足社区居民及时性需求。对于扩展需求及高层次需求层面的行业，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有效衔接供给侧和需求侧，消除市场偏差，重点发展智慧家政、智能家居、健身定制等行业，满足社区居民个性化需求。对于非营利性经济活动，要通过采集、整理、储存居民信息，建设面向社区居民的信息服务平台，搭建针对特殊群体的数据支持系统，将社区的数据后台与应急呼叫平台互联，从而为社区弱势群体的紧急情况提供有效救助。

（四）制度体系是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

制度体系构建的价值在于通过全面完善的体制，打破城市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障碍，重塑要素流动、信息互联、利益共享的机制，为城市社区经济快速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从构建社区经济管理体制、完善社区法律体系、健全财政金融政策体系等方面入手，搭建城市社区经济发展的制度支撑体系，进而充分发挥其保障作用。

1.构建社区经济管理体制。发展城市社区经济，必须要构建其管理体制，明确政府、社区组织、企业与个人三大主体的职能，建立分权管理体制。具体来说，政府要实现行政职能的转变，从直接参与经济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发挥规划、引导与监督职能。政府应当在盘点社区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明确社区经济发展的阶段与重点，持续发布社区机会清单，引导资源配置与投资方向，合理配比社区经济业态与规模，有效规范与监督社区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实现对社区经济一般性的指导调控作用。社区组织则承接原派遣于街道的专业管理权，通过自治组织以及初成体系的常设机构，如社区经营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实现对社区经济工作的决策与管控。特别地，提供非营利性服务的社区组织的构建是实现社区经济社会性功能的重要方式，要在健全选举制度、完善监督机制、推进队伍建设的基础上，大力支持公共服务协会、志愿者组织、基金会等社区组织的发展，来促进经济与社会效益双赢。最后，企业与个人作为市场的主体，在受到政府部门以及社区组织的管辖监督之余，遵循市场机制经营各项经济活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这种分权管理体制下，政府、社区组织、企业和个人各主体间权责明确具体，处于良好沟通、多方配合、相互协调的状态。

2.完善社区法律体系。构建并完善社区法律体系，是城市社区经济发展有法可依的重要保障。应从强化自主性、弱化行政性出发，从法律层面确定社区组织的法律地位、性质、设立与变更等问题，保障相应的自主决策权、知情权、建议权、拒绝权、考核权等权利，用法律规范不同的利益主体的行为和权利，以保障社区经济建设顺利开展。同时要对城市社区经济经营活动制定行业管理与服务监督等相关法律制度，按照所有制中立原则完善行业准入制度，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歧视性的条文，加快餐饮、医美疗养、体育、教育、养老等行业的服务标准落地，并积极与国际标准相接轨，以法律制度的完善切实推动良好市场环境的形成。

3.健全财政金融政策体系。发展城市社区经济，必须健全与之相关的配套政策，包括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等。财政方面，对关乎民生的微利性企业给予税收减免、租金补贴等扶持，将社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功能，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鼓励多方主体参与城市社区经济建设；重视社区集体经营收益的会计核算与财务监督，将其科学地运用于社区建设。金融方面，依托金融机构在中长期投融资领域的优势，拓宽经济发展融资渠道，在建设中利用好期限长、额度大、利率低的开发性资金；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技术支撑促进金融监管变革，加强风险监管、降低协调成本。

结语

总的来说，城市社区经济作为特定区划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其产生与发展同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密切相关，是在街道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产生的。伴随着居民需求的不断深化与延展，城市社区经济体系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以社区居民的消费需求和偏好为依托、点多面广、与诸多产业密切联系的发展形态，成为城市经济的有力补充与社会经济循环中重要的一环。要深刻认识到，城市社区经济的发展既满足了社区供需关系，又在后疫情时代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将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迎来发展机遇期。进一步地，城市社区经济的发展是一项复杂工程，要树立共建共享的原则，秉承政府、社区组织、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价值理念，坚持“认知为基础、产业为支撑、技术为引擎、制度为保障”的系统观念，以促城市社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