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之治与物业之变（一）：《价格法》修订背景下的行业回应与治理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即将迎来实施以来的首次重大修订。这一变动，虽源自宏观经济调控与市场秩序规范之需，却必将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湖面，层层涟漪终将波及社会治理的末梢——尤其是与亿万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业管理行业。价格，作为市场经济中最敏感、最基础的信号，其法治化进程的深化，无疑也将重塑物业服务的逻辑、结构与伦理。

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我们该如何思考和应对这一次变化？

首先，我们要明白，价格法修订的核心，在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而物业服务收费正是这一改革的典型试验场。

长期以来，物业服务收费问题始终是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包干制”下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酬金制”制度体系不完善导致损害物业服务企业利益、物业管理费不能与市场成本的波动建立科学的联动机制、公共收益分配政策模糊……这些看似微观的经济行为，实则深刻地影响着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此次《价格法》修订，若如预期般突出“市场化定价”与“政府监管”的平衡、强调“成本透明”与“程序正义”，则物业管理行业必须率先响应。价格不再是“一纸通知”，而是一套建立在协商、听证、公示基础上的公共决策机制。物业服务企业能否主动公开成本、能否引导业主理性协商、能否借助第三方评估机制——这些都将成为检验其是否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关键。

本次《价格法》修正草案中，完善政府定价部分凸显了政府定价正由“定水平”逐步转向“定机制”，并明确了政府指导价不局限于基准及其浮动的形式，且将成本监审作为政府制定价格的重要程序。这种既强调价格形成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扩大价格形成的灵活性和宽容度的做法，将深刻影响包括物业管理行业在内的重要的民生行业。

从物业管理的角度，应该深度地参与和利用此次《价格法》的修订契机，这种参与应该是整个服务体系的变革，主要来自三个因素：一、多因素影响下的物业管理定价模型的构建；二、深度参与和全行业的动员；三、与主管部门主动合作。简而言之，物业管理需要在修订过程中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

其次，从社区治理的角度，物业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微型的“社会治理深刻实践”。

价格不只是货币的数字，更是服务价值的量度、责任边界的标识、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信任关系的载体。在传统模式下，价格往往被视为企业的“管理工具”，而新法框架下，价格应回归其“契约本质”——它是双方共识的结果，是公共选择的产物。

这意味着，物业管理必须从“被动执行价格”转向“主动构建价格共识”。换句话说，物业服务企业不应仅是收取物业费，更应是社区价格协商的召集人、成本信息的提供者、专业方案的讲解者。正如2010年、2020年人口普查中物业管理成为关键节点一样，在价格协商的复杂流程中，物业管理因其贴近业主、熟悉社区、具备组织能力，完全可以成为推动理性议价、化解价格纠纷的中坚力量。

在现代社会，社会治理中所有事情更鼓励大家共同参与，更需要包容不同意见，接受各种不确定、不协调，甚至强烈的冲突。价格调整更是一种微型的“社会治理深刻实践”，物业管理要明确自己对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及融合。

二十一世纪初，传统社会治理方式早已瓦解，社会面临窘境，物业管理参与使人们自我认知发生改变，社会巨大变化打乱了原本为稳定环境所凝固的社会氛围，让不同的生活散落、碰撞、融合。人们对自己角色的安排全部打散重来，这必然带来社会治理的革命，这也是物业管理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而服务价格机制的形成显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三，此次修法也将倒逼物业管理行业重新定位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需要整个行业有效应对。

价格透明化与市场化，必将带来服务的优胜劣汰。那些依赖信息不对称而生存的企业、那些缺乏成本控制与服务质量意识的品牌，将在新规则下面临巨大压力。反之，规范经营、注重信誉、善于沟通的企业，将获得更多业主的青睐。

更进一步说，物业管理不应只将《价格法》修订视为约束，更应视其为一次行业正名的机遇。通过积极参与价格形成、推动收费机制创新、探索“优质优价”的市场响应模式，阻断自我强化的负向链条，走出价格的死亡螺旋。这将导致物业服务企业市场角色的重大转变，从“被监管者”转变为“规则共建者”，从而在基层治理中扮演更稳定、更受尊重的角色。

某种意义上，价格法的修订，是一场无声的治理革命。它不张扬，却深刻；不直接，却彻底。它要求物业管理告别粗放，走向精细；要求企业告别独白，走向对话；要求收费行为告别隐蔽，走向文明。

我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过，在现代框架下，社会治理本身就是培育公共精神的最佳场所，也为解决近代囿于现代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矛盾，提供了极有启发的思路，这一立意与策略选择，也能够为解决当今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更进一步阐述了社会治理革命背后所隐含的公共权力与社会制度建构的趋势。

我们对当代社会治理诊断，对物业管理的角色转换，包括服务过程最核心因素的价格调整，都是为了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是一场公共权力与社会制度必须经历的革命。社会治理不是生命的终极答案，那是一个共同学习、长期磨合的结果。我们期待，物业管理人能以此次修法为契机，重新审视价格背后的价值逻辑，将“收费”这一经济行为，转化为增进信任、优化服务、促进和谐的社会治理实践。唯有如此，物业管理才能真正嵌入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宏大图景之中，不再仅是服务的提供者，更是文明的传导者、秩序的守护者、价格的共建者。